<載於2012/6/22蘋果日報>

極端氣候下的風險溝通

這場超大梅雨水患,宛如颱風季前的防災預演,既然災防會議需由總統來主持,那麼氣候變遷調適的文明存續課題,當然也是國家安全的層級。高風險潛勢地區的預先撤離以減少損失,已廣為人知,當更往源頭來避災,需全面進行極端氣候下的風險溝通,建立全民責任意識。

台灣九成人口面臨災害-馬士元  

<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Dilley, 2005)引自馬士元>

2005年世界銀行高風險區域評估報告指出,台灣約九成人口居住地區同時具有地震、颱風洪水、乾旱三項災害風險。以往台灣約十年來一次大型洪災,但1999年九二一地震之後,平均一兩年就有一次包含土石流的複合式大型災害。也就是說,氣候變遷之下的極端氣候,整個台灣的自然條件幾乎都是環境敏感帶,再沒辦法保證百分之百的絕對安全。風險是相對梯度的概念,既不能完全避免,只好盡量遠離

巨災常態化-馬士元  

<巨災常態化,引自馬士元>

我們愈是發展到高度物質富裕的現代生活,愈是忽略文明本身的脆弱程度。臺北盆地倚靠堤防和抽水機建構起來的安全假象,這紙製的國王新衣遇到大水就糊掉了,城市的建設愈複雜就愈不堪一擊,愈容易因為小小的疏忽釀成巨禍

 大台北淹水潛勢-馬士元  

<大台北淹水潛勢-48小時降雨量1000mm(無抽水機)的假設情況-引自馬士元>

大台北淹水潛勢-板橋-馬士元  

在河川治理與人居環境保全之間,必須重建新均衡關係,尊重並恢復河川的自然能力。全國氣候變遷會議上,政府官員表示,目前上游地區不以劃設河川治理線做堤防的工程為主,而轉向政策管理手段。但人口較密集的中下游地區,河川治理線的劃設,緊接著堤防工程興築之後,常土地變更解除禁限建,造就一批批的水岸景觀住宅,使水利工程反而淪成開發工程。荷蘭等國的治水經驗顯示,堤防容易讓人們產生安全的錯覺,而進行大肆投資,台灣地方政治的現實,則是攫取土地變更利益誘因,驅動了與河爭地。「還地於河」理念變成口號,浮濫劃設河川治理線,未必能保證趕離惡水,卻造成對岸或下游更沈重的衝擊和負擔,反轉為致災因子。

河川治理線-傳統河道治理-引自曾梓峰  


政府可以協調,老天爺卻沒辦法關說。南投縣塔羅灣溪廬山溫泉區,就是與河爭地失敗的典型,政府輔導業者異地重建,若全部徵收估計耗資六十億元,但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二是違建,牽涉適法性與公平性的困境。如果台北人以為地方政府長期失能,而且天高皇帝遠,才有清境農場這類違建民宿多到拆不了的問題,那麼看看天子腳下的北投,行義路溫泉區違建比例更高達八九成,市政府反而用保護區變更成特定區的方式,準備就地合法化,變更案審議正在營建署都市計畫委員會力圖「闖關」中。

 

政府的放任,形同鼓勵民眾投資於高風險區與天為敵,建立環境資訊資料庫並徹底公開,才是積極的國土規劃源頭管制與消極的防災政策基礎。依照環境基本法,應儘快建立環境資源調查,重點在於指認出災害風險、外部成本、其他價值、環境敏感帶、物種及生態系統之分布。德國用三十年完成「全土地覆蓋式」調查,不但進行理論與實務結合的基礎研究,也創造大量的綠領工作,更成為土地利用的風險溝通客觀工具,讓民眾或開發者評估承擔多高的風險之後,選擇適當的區位。公共工程或開發行為,在技術、財務、法規等可行性之外,可同時作「生態可行性、防災可行性」初步評估,而非現在投入大量時間和資源後,才在環評發現根本走不通,陷入進退維谷的抗爭泥沼。

德國biotopemap  

<德國biotopemap範例,翻攝>


短期內可先整合散落於各政府單位的環境資訊,客觀呈現相對風險。內政部正在整合易淹水、坡地災害、土石流潛勢等圖資,納入地理資訊系統,建立不同災害類型指標,製作地區災害風險地圖。絕不能因為害怕「影響地區房價」,而劃地自限的「經由專家會議討論後,提供各單位防災規劃使用」,應該全面對所有人公開。讓投資人自行選擇、負擔,政府也不必一再虛擲大量金錢於高風險地區,工程利益的胃口是永遠餵不滿的。

整合易淹水、坡地災害及土石流風險地圖-李鴻源  

<整合易淹水、坡地災害及土石流風險地圖-李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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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地球噗仔聲-潘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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