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於2012/6/22蘋果日報>
極端氣候下的風險溝通
這場超大梅雨水患，宛如颱風季前的防災預演，既然災防會議需由總統來主持，那麼氣候變遷調適的文明存續課題，當然也是國家安全的層級。高風險潛勢地區的預先撤離以減少損失，已廣為人知，當更往源頭來避災，需全面進行極端氣候下的風險溝通，建立全民責任意識。
<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Dilley, 2005)引自馬士元>
2005年世界銀行高風險區域評估報告指出，台灣約九成人口居住地區同時具有地震、颱風洪水、乾旱三項災害風險。以往台灣約十年來一次大型洪災，但1999年九二一地震之後，平均一兩年就有一次包含土石流的複合式大型災害。也就是說，氣候變遷之下的極端氣候，整個台灣的自然條件幾乎都是環境敏感帶，再沒辦法保證百分之百的絕對安全。風險是相對梯度的概念，既不能完全避免，只好盡量遠離。
<巨災常態化，引自馬士元>
我們愈是發展到高度物質富裕的現代生活，愈是忽略文明本身的脆弱程度。臺北盆地倚靠堤防和抽水機建構起來的安全假象，這紙製的國王新衣遇到大水就糊掉了，城市的建設愈複雜就愈不堪一擊，愈容易因為小小的疏忽釀成巨禍。
<大台北淹水潛勢-48小時降雨量1000mm(無抽水機)的假設情況-引自馬士元>
在河川治理與人居環境保全之間，必須重建新均衡關係，尊重並恢復河川的自然能力。全國氣候變遷會議上，政府官員表示，目前上游地區不以劃設河川治理線做堤防的工程為主，而轉向政策管理手段。但人口較密集的中下游地區，河川治理線的劃設，緊接著堤防工程興築之後，常土地變更解除禁限建，造就一批批的水岸景觀住宅，使水利工程反而淪成開發工程。荷蘭等國的治水經驗顯示，堤防容易讓人們產生安全的錯覺，而進行大肆投資，台灣地方政治的現實，則是攫取土地變更利益誘因，驅動了與河爭地。「還地於河」理念變成口號，浮濫劃設河川治理線，未必能保證趕離惡水，卻造成對岸或下游更沈重的衝擊和負擔，反轉為致災因子。
政府可以協調，老天爺卻沒辦法關說。南投縣塔羅灣溪廬山溫泉區，就是與河爭地失敗的典型，政府輔導業者異地重建，若全部徵收估計耗資六十億元，但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二是違建，牽涉適法性與公平性的困境。如果台北人以為地方政府長期失能，而且天高皇帝遠，才有清境農場這類違建民宿多到拆不了的問題，那麼看看天子腳下的北投，行義路溫泉區違建比例更高達八九成，市政府反而用保護區變更成特定區的方式，準備就地合法化，變更案審議正在營建署都市計畫委員會力圖「闖關」中。
政府的放任，形同鼓勵民眾投資於高風險區與天為敵，建立環境資訊資料庫並徹底公開，才是積極的國土規劃源頭管制與消極的防災政策基礎。依照環境基本法，應儘快建立環境資源調查，重點在於指認出災害風險、外部成本、其他價值、環境敏感帶、物種及生態系統之分布。德國用三十年完成「全土地覆蓋式」調查，不但進行理論與實務結合的基礎研究，也創造大量的綠領工作，更成為土地利用的風險溝通客觀工具，讓民眾或開發者評估承擔多高的風險之後，選擇適當的區位。公共工程或開發行為，在技術、財務、法規等可行性之外，可同時作「生態可行性、防災可行性」初步評估，而非現在投入大量時間和資源後，才在環評發現根本走不通，陷入進退維谷的抗爭泥沼。
<德國biotopemap範例，翻攝>
短期內可先整合散落於各政府單位的環境資訊，客觀呈現相對風險。內政部正在整合易淹水、坡地災害、土石流潛勢等圖資，納入地理資訊系統，建立不同災害類型指標，製作地區災害風險地圖。絕不能因為害怕「影響地區房價」，而劃地自限的「經由專家會議討論後，提供各單位防災規劃使用」，應該全面對所有人公開。讓投資人自行選擇、負擔，政府也不必一再虛擲大量金錢於高風險地區，工程利益的胃口是永遠餵不滿的。
<整合易淹水、坡地災害及土石流風險地圖-李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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