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綠黨憲章就載明反對死刑，台灣綠黨也不例外。所以，綠黨早就加入廢死聯盟，但一直是參加活動和聲援的角色，對於國內廢死運動的脈絡與細節，並沒有那麼清楚，在王清峰下台事件之後，廢死聯盟開始被圍剿，綠黨並未受到直接衝擊。4/30-5/2的APGN亞太綠人大會，綠黨發動各國綠黨友人連署，新聞報導之後，開始有人打電話到綠黨抗議，知道是因為「全球綠黨憲章就載明反對死刑」，實在難以「苛責」，就說「國情不同」，或是抱怨廢死聯盟...
5/3我寫了一篇文章談APGN廢死決議文，雖然有些人有被說服，但有些朋友不以為然，覺得太過於講國際壓力，應該要有別的、綠黨自己的論述，我們當然還是要繼續發展，所以，TVBS找我上節目，我決定去進行溝通，雖然準備要談替代方案，儘管我已經當作沒聽見很多話，但還是會被拉過去。同時是綠黨與朱學恆粉絲的朋友，說看了節目很痛苦。我自己也覺得，有溝沒通，以話為箭讓人心裡難過，跟大一參加台大健言社第一次辯論練習賽，恰是廢除死刑的經驗大不相同。
藉著有人邀稿寫APGN決議文，我試著繼續把5/3的文章繼續發展，還是無法盡如人意、講清楚。我們還是點點滴滴繼續做吧。
順帶一提，開始有人在臉書上，說反廢死的人不要投給我，看來年底五都選舉，還沒有主張廢死的候選人，而主張亂世用重典的候選人，在台灣選舉史上應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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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某天，幾位民間團體代表會見行政院長吳敦義，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中科三期環評無效交換意見，當談到「國際法學界也非常關注這件事」，吳揆拿一次槍決四個死囚來類比，「國際上都很關心，但國內的民意不是這樣」。
台灣因為不是一個被普遍承認的正常國家，政治上長期被國際孤立，於是台灣的國際觀就是商人的、娛樂的、旅遊的、留學生的偏頗國際觀，以致於自己也變成一個不正常的國家。正常的國家治理者，都不敢忽視「外交是內政延伸」的鐵律，台灣政府卻是自己幹自己的，只看短期民調高低以保權位，精於計算選票可否維繫政權，是個沒有核心價值的民粹政權，面對國際壓力也是因循國內政壇的陋習「以拖待變」，等哪天大禍臨頭再緊急應變，也不一定是這個任期，也不一定是我在處理。
l 偏狹的民族主義情緒難敵國際潮流
平常台灣社會是無條件地接受全球化，大談「趨勢無可抵擋」，但一旦牽動到既得利益，或是某些無俚頭的民粹挑動，就開始高舉「國情不同」的反動大旗，中國獨夫的「十億人都吃飽就是最大人權」，宛如在台異地重演。廢死聯盟拒絕再上某政論節目後，製作單位找我上場，當我談及若一次槍決四十個死刑犯，台灣在亞洲的排名就會僅次於中國，名嘴們異口同聲「那又怎麼樣」，清末義和團的英魂都來附身了！
當中國有良心的人都跳出來批判莫名其妙的民族主義「只有不愛國的人才會搞聖戰」，中國網民憤青捏造的一系列「XX是韓國人發明的」假新聞，卻被台灣媒體直接下鍋大炒。台灣人的民族情緒和中國人的歷史脈絡不盡相同，雖然有時候自卑又自大是頂像的，但務實來說，99％的能源仰賴進口，GNP主要靠外貿，面對中國武力威脅則寄望國際干涉，台灣最終還是要順從國際潮流。
台灣沒有做成亞太營運中心的大夢，卻曾經是亞太犀牛角等保育類動物製品走私的轉運中心，在最大貿易出口國也是軍火進口國的美國，祭出三零一條款培利修正案的貿易制裁後，便乖乖就範了。十幾年前的濱南工業區開發案覬覦黑面琵鷺度冬棲息地的曾文溪口濕地，台大城鄉所請來柏克萊大學景觀系合作推動生態旅遊的替代方案，儘管環保團體在環評抵抗多年還是敗陣，所串連國際力量大力施壓，最終一百多隻原本沒沒無名的鳥戰勝了四千億元的投資案，政府在國內作威作福，幫企業打理大小事，面對國際壓力還是比較會聽。
l 台灣主辦APGN的環境與人權外交
亞太綠人會議（APGN）無異議鼓掌通過第十七號決議文「重申全球綠色憲章廢除死刑的立場，要求各國政府廢除死刑，並關注地主國台灣的狀況」。 也通過「支持台灣加入UNFCCC」的決議文。 亞洲是世界上執行死刑最多的區域，也是民主化進程落後、環境問題嚴重的地方，這三者之間的關聯性決非偶然，而有邏輯上的因果。
原本歐盟準備給台灣人民免簽證的待遇可能因為執行死刑而叫停，這是外交部和法務部最擔心的事情，因為過去一個多月來，來自世界各國排山倒海的抗議信，讓總統府不知如何處理，卻不敢讓人民知道。頭腦簡單的名嘴可能認為，所損失的不過是幾千元的簽證費用。然而免簽證所代表的是對這個國家人民的信任和禮遇，相信來自文明國家的人民所帶來的風險相對較低，這牽涉到重大的外交利益與國家安全保障。若用FACEBOOK、PLURK等網路工具來比喻，如果對方連加為粉絲都不願意接受，以後很難變成朋友。
五月下旬，盧森堡綠黨國會黨團副主席Felix Braz議員率訪問團來台，訪問立法院時我方主動提及死刑與免簽問題，而他在與台灣綠黨聯合記者會上，也主動表示，歐盟應該無條件給予台灣人民免簽證，不必與死刑議題掛勾，應該分開處理。他們並未如台灣政府所擔心的以此威脅，國家文明程度高下立判。Felix Braz指出，廢除死刑是對人權的保障，對生命價值的尊重，因為一個人不能去殺另外一個人。盧森堡1950年代最後一次執行死刑，1970年代廢除死刑，這中間二十年的辯論很辛苦。
l 死刑爭議像蘇花高翻版
台灣政府左手簽署國際兩人權公約說長遠要廢除死刑，右手卻執行死刑，這種矛盾沒人相信的官話在國內早就習慣，就像202兵工廠開發案說「環保和經濟發展兼籌並顧」（明顯違反環境基本法環境保護優先），一旦原封不動回覆來自國外的關切信函，當然被狠狠的批駁。
馬英九總統在選前面對蘇花高這麼說：就算興建蘇花高也要好幾年，這幾年時間之內交通問題還是要解決，所以提出「幸福花東計畫」吸納民間的替代方案。在花蓮青年「要車票」的緊盯推動下，台北往返花蓮的鐵陸客運大幅提昇運能；年初的花蓮立委補選，國、民兩黨也改談東部發展條例，儘管條文內容還有大問題，基本上蘇花高已經被廢除，改由各種替代方案上場。
從反蘇花高運動成功的經驗來看，廢除死刑有太多類似之處。民調簡單問贊成死刑（蘇花高）與否，超過七八成贊成，若有替代方案，則支持廢除死刑（反對蘇花高）則逆轉超過半數。
廢除死刑無法一蹴可及，槍決四名死囚並不能完全滿足報復心理，暫停執行死刑並積極推動替代方案，才能從死刑走向廢除死刑。急迫、且雙方最大共識的，就是建立被害人及家屬的保護與支持體系（花蓮人要車票）；其次，社會應凝聚共識討論死刑的替代執行制度，包括提高假釋門檻的終身監禁、增進法官審判品質等制度（蘇花公路的改善替代方案）；最後，監獄教化功能、學校生命教育、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等預防犯罪的工作（東部永續發展條例），這一切都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
國內政壇已失去處理爭議的能力，這樣脫軌的狀況下，與國際社會更密切的接軌，將是個解決之道。政府不要怕民間引進更多壓力，要順勢請教國外廢除死刑的經驗，包括社會溝通的公共討論過程、替代方案的實施經驗，再設法落到台灣現實的時空脈絡，如此台灣走向廢死可以不必花費幾十年，這是後進國的優勢。
負責任的政治人物與公共媒體，應該是在兩極間搭起橋樑，而不是讓兩端愈拉愈遠，而搭建橋樑也未必沒有「市場」，畢竟選票和鈔票都是在「人」的手裡，而人就有理性，不是只有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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