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生在惡名昭彰二仁溪畔,小時候還曾不知可怕到灣裡海邊撿拾貝類煮湯,但現在連防風林都消失,遍地垃圾、毫無生機更令人驚恐。小時候家裡開書店,很早就透過「水俁病」漫畫知道公害的可怕,會投入環境保護運動,則因為91年參加花蓮環保營,銅門村被土石流淹沒後的震撼地景把我搖醒,現在豪雨一來SNG氾濫的轉播反而令人麻痺。在那鹽寮海邊,我決心要過環保生活,94年受故鄉黑面琵鷺的啟發進入賞鳥之門,愛上自然生態之美,96年我參與綠黨第一場選舉幕後工作,期盼綠色政治能改造台灣。

離開朝七晚八的證券投資業,較有時間寫文章,而非產業分析報告,平均每個月有兩三篇文章刊出,大多以環保為主題。有朋友還告訴我,在將近二十年前的人間雜誌看到一篇我的讀者投書,講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那是高四重考時的啟蒙之光。大家不知道的是,我國小在王子雜誌就發表一篇童詩,說城市的燈搶了天上星辰的光彩;台南二中的學校刊物上,我也在介紹童軍團的文章裡,抱怨南化水庫淹沒當地美景。

原本我並未參加所謂「學運社團」,只是擠在校門口廣場昏黃的投射燈下聽演講的「鄉民」,趕場看些奇怪的非主流電影。三月野百合學運,我還單純想說,睡袋似乎不太夠,晚上就回鄰近的台大男四舍睡覺,白天再過去廣場,學生決定撤退那天,我才在廣場待到天明。但五月在立院意外被警察打得滿臉是血而登上頭版之後,在街頭過夜等待鎮暴警察的黎明,彷彿定期的節慶儀式;有一次因絕食抗議而錯過了好友的生日蛋糕,至今我仍難以決斷兩者輕重。前不久和青年學子守護樂生大門,一起被霹靂小組拖到林口山區野放,我一直在想,強凌弱、眾暴寡的社會結構怎麼還是一樣?

退伍之後都在最現實的證券投資業工作,偶爾寫寫文章,或是「偷渡」產業資料給環保團體去股東會抗議,像是滿足沒能親上戰場的一點贖罪感。06年妻子懷孕時,我依然忙到回家還在做那永遠不可能完成的研究分析,「要參與小孩成長」的念頭不斷滋長,便提出辭呈放了年假去玩一趟。無職在身更積極回到綠黨活動,既然不斷遊說社運界投入選舉來改變政治環境,自己便成為市議員候選人,我居住的松山信義區最大環境議題就是大巨蛋BOT開發案,而我在松山菸廠接受記者訪問的當下,竟接到母親車禍過世的噩耗。母親的後事,讓我很自責「子欲養而親不在」的痛,誦讀多遍的地藏經也得到許多啟示,我私自決定不要再以賺錢為目標,改革社會與保護環境應是我存在的意義與任務。

選後我接任綠黨秘書長的工作,同時以「愛地球也能賺大錢」為題開課、演講,期望資金能流向循環經濟的環保產業、鼓勵良善扶貧助人的公司,嚴懲那些販賣地球營利的黑心資本家,並給助紂為虐的政客當頭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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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地球噗仔聲-潘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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